如何为国家正名——社会契约论和功利主义

在极度理性的状态之下,个体的行为会让战争变得一触即发,演变成公地悲剧或者如之前所讲到的囚徒窘境。国家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应运而生。但是这也只能够说明,我们找不到比国家更好的东西,而不是说国家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么为国家辩护的哲学家们又将如何为国家辩护呢?

在为国家辩护之前,我们得弄明白,国家如何定义?

洛克理解为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权利,或者说是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权,以此来保护国家内的每一个人。但是如果考虑到美国,每个人都合法拥有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合法拥有枪支,对暴力行为进行制止,这么说国家就不享有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权,那么是否美国就不是一个国家呢?显然美国是一个国家。

在政治哲学中的定义,并不同于我们在字典中或者百度中找到的定义。它应该包含所论述事物的归属的类别以及与其他同类型事物的差别。不同派别的政治哲学家对国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

但是总体来说,对国家的定义如此之不同并且及其复杂,比如而我们现实社会存在的国家形式如封建制国家、奴隶制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差别非常之大,更别说存在于理论著作之中的理想性国家模型共产主义国家和乌托邦呢。这就导致非常难给国家做一个明确且有普遍共识的定义了。

如果将国家的定义放置一边,仅仅考虑国家的存在是“善”的,是正义的,正确的。

他们必须提供一种更加积极的正名方式,证明每个个体对国家享有道德上服从的义务。

如何说明每个人的确有服从国家的道德义务?

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

洛克作为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他认为当且仅当每个人同意将自己置于国家的权威管辖之下,国家才具有正当性。所以在每个个体自由、平等的前提下,个人的决定和意愿决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那么我们应该证明每个人都自愿认同赋予国家统治的权利(普遍主义+自愿主义),并且相互签订了创立国家的契约。

但是这真的可能吗?是否存在一个国家签订了这样的社会契约。即使如同美国有着这种模式的行为,但是也不能否认,当时公民的后代几乎没有人签订了这样的契约,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存在就没有合法性了呢?

有人提出来,后代们以一种默许同意的方式签订了,也就是,你出生时,就享有了你应该享有的权利,比如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使用公共资源,受教育的权利等等,那么你应该变相默认同意了契约的内容,同意将自己置于国家的权威之下。

而有人认为默认并不表示同意,默认有时候只是一种不得不遵循,因为在此自己已经毫无选择。就如同你母亲在怀你的时候,登上了一艘跨洋航行的巨轮,但是你在船上出生并长大,此时你并没有选择离开这艘巨轮的可能,因为一但离开就可能意味着死亡。这一点休谟在《论原初契约》中给过相似的例子。所以国家的正当性并不能从这观点中得到证明。

实际同意的情况和默认同意的情况很难在现实中很难存在,那么如果社会契约是一种假设,那么同意是否被认定为假设同意呢?假设同意是指,通过想象没有国家的状态,承认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我们在之前提到的,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存在的状态,那么假设它不存在,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

如果将国家和自然状态做为两个选项,作为个体自愿选择哪个。但是我们难以排除有些人,在比较之后,仍然觉得自然状态下更好,那么是否国家的管控就对他无效呢?同意理论会给我们带来无法为国家正名的困境,那些即使是极个别不同意的人会让国家或者社会陷入混乱。

在知识论上,洛克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British Empiricism)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他发展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缺乏了这种同意,那么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权利。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

哲学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此时会说,只有当法律和道德指向一致时,法律才能够实行,那么如果不一致,则应该按照道德的标准在执行。这里又要出现一个严重的漏洞,每个人道德标准是一致的吗?如果每个人的道德标准都不同,那究竟应该按照谁的道德标准来执行。比如说,富人认为多劳多得是他的道德标准,而穷人认为一切社会财富都应该得到均分。我们很难说哪种道德标准更加正确或者正义。显然这种论断没有太多的证据。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通常被认为是第一名自称无政府主义的人,他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财产?》一书中以此自称,因此一些人主张普鲁东是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创立者。

功利主义者的观点

社会契约论的同意理论看起来没办法给予充分的理由为国家正名,那转而看功利主义是如何论证的。

功利主义基本观点是:在任何情况下,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总是产生最大可能的利益总量的行为。作为功利主义者的边沁则认为每个人是否同意别人享有管理自己的权利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社会幸福总量是否得到最大化。这提出一个难题,“幸福”如何才能够被量化呢?事实上,这个基本不可能,但是我们确可以进行比较,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幸福指数很难比在国家管理下高,我们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此时的服从国家政治义务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享有更多的权利。

回忆一下之前我们提到的霍布斯引入的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他们并非是一致的。放在功利主义这一点上来看,个人的幸福并不能代表集体的幸福。也许某个人为了一己私利抢银行,导致银行破产,许多在银行存钱的个人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对于违法者来说,他的幸福是得到了保证,但是对其他个体来说,显然是极大的不幸。所以功利主义者说,我们需要计算的是我们要考虑幸福的总和。但是每个人都在试图增加幸福感的同时,却导致了整体的不幸。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公元1748年2月15日—公元1832年6月6日)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亦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并以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一位动物权利的宣扬者及自然权利的反对者而闻名于世。他还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但是据此是否会出现一种情况,为了社会幸福的总和,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呢,或者甚至出现不公正的行为?如著名的难题“替罪羊”非难。我们现实社会中也会出现类似的例子,面对一起连环杀人案,警方是否为了稳定人心,对某些并不是真正的犯罪分子捉拿归案,使得真正的违法者逍遥法外呢。无辜者被屈打成招被迫承认了罪行。

是否有一种充分的观点证明国家的合法性呢?请听下回分解。

图片来自网络,侵权立删。

本文由全天精准计划网页版发布于政治,转载请注明出处:如何为国家正名——社会契约论和功利主义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