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青春•年代

趁着毕业季和暑假的到来,《致青春》、《小时代》等电影因为其讨巧的“青春”噱头而获得了大众的关注。而之前那部饱受两种极端评论的《中国合伙人》,讲述的也是成功企业家创业的青春。

热潮之后,总有质疑的声音出现:到底什么是青春?7月份,浙江卫视的某档新闻节目在做街头随机采访时,一个年轻男生面对镜头说:“只有好看的人才有青春,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只有大学。”这在网络引起不少转发与评论。他无意中说出的观点似乎点出了消费型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巨大鸿沟:屏幕上虚构的世界里充满“校园”、“少男少女”、“浪漫爱情”等唯美意象,而实际上大多数人所经历的,却只有青春痘、自卑和自负、考试压力以及对未来的恐慌。

日前,记者采访了四位分别出生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朋友,他们青春年代的经历与感受反映出时代的嬗变,让我们得以回味平凡却真实的青春故事。

“知识改变命运”

说到“青春”,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把它往很多“美好”的字眼上去凑。1974年出生的刘长庚觉得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为什么人们会在回忆年轻岁月的时候把不好的记忆过滤掉,只剩下单纯的美好?

“那时其实过得一点儿都不舒服,”他说。“高中时每天的生活里都是‘辛苦’,学习或者不学习的纠结,数学题、分子式,为什么隔壁的人考了90分、而我只能考70多分。”

上海理工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刘长庚出生于山东聊城农村,说起年少时光,他提及最多的词就是“贫穷”和“艰苦”,“在我十八岁的时候,觉得人一辈子,只要有了电冰箱或者洗衣机中的一样就够了。”

贫困之下还有极其残酷的升学压力。初中升高中的录取率为2%,一届学生中能有两个考上当地高中就已属超常现象;而当地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直到今日也全国闻名,刘长庚那一届的76名学生中,有8名考上了本科高校,这已经超出平均水平一倍以上。

现实之下,谈论教育质量很奢侈。老师们只懂得题海战术,督促学生不断地做题、背书、练习、用功。而学生们也都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依靠一己之力埋头苦学,“教室有人看书看到晚上十二点,刚要走的时候,赶早来看书的同学就已经来了——结果成了通宵的教室。”刘长庚说,“知识改变命运”这个信念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

课外阅读成了救命稻草,淹没在题海中的文艺少年将它死死抓住。

“那时候我是语文课代表,老师动不动就高血压,经常去看病,就把办公室钥匙给我,”他说,“老师订了十年的《语文报》全都一捆一捆地塞在那里。我就一张一张地看——从此以后我的语文课就再也没有学过。”在这份学术类报纸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资源,对于贫穷且枯燥的学生来说,可以像小说一般读得津津有味。

与此同时,十几岁的刘长庚开始读《红楼梦》。不光看,还做笔记,抄了四大本的名句名段。有了这两项作为文学积淀,等到高中时期做语文试卷,他甚至可以判断出出题者的意图与水平。

1985年,刘长庚还在山东农村的中学里纠结着考分排名,并偷偷享受着阅读《语文报》带来的快乐时,在江西赣州长大的罗岗已经结束了艰苦枯燥的中学时代,来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罗岗出生于1967年,如今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说,当年刚入校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天时发现,虽然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但看的都是差不多的书、关注几乎一样的电影、讨论的也都是差不多的问题。

“并不只是中文系,其他系的人同样有差不多的爱好,”他说。“80年代与现在交通发达、信息传播快的情况不同。当时因条件限制,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不像现在这样宽泛。比如说,当时没有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流行文化,也没有如今这么多休闲读物,所以大家都爱读(纯)文学——我觉得这是80年代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罗岗高中时用自己的零花钱订阅《文史知识》,到了大学开始看《读书》杂志。“订阅”这个行为表示对那本期刊的特别喜爱,希望不落下任何一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成了爱书者每年例行的“仪式”。

“通过《读书》杂志,我们分享了当时读书界和知识界很多知识,”他说。“虽然当时大学一年级,很多东西不是非常懂,但那时的知识不像今天这么专业化,门槛也比较低,我们也就进入了这个文化氛围中。”

相比于十年之后也将开始自由享受阅读盛宴的刘长庚,罗岗更加与时俱进,本身就已经处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波思想学术大解放潮流当中。他回忆起关于买书的细节,仿佛一切历历在目。

“买书就是一种业余生活。”他说,“以前我们去买书,第一站是上海美术馆(旧址),那里有一个‘全国新书展厅’——骑着自行车从中山公园出来,沿着南京路到这里。第二站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学术书苑’。看好以后,去福州路的中国科图,然后是上海古籍书店,结束以后骑车回来。后来南京路改成步行街,我们就先把车放在南京东路。”

这样的“买书一日游”,成为罗岗学生时代最为热衷的休闲项目之一。“还有拉着拉杆箱来宿舍卖书的同学!很多都是盗印台版、港版的西方学术书籍。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他说。

拉杆箱里卖得最好的,往往是西方学术著作。虽然那时已经有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黑皮书”、三联书店出版的诸如《文化世界与中国》等一系列著作,但当时的翻译量还是无法满足读者的胃口,于是就会有出版商将港台的书引进,或者再版民国时期翻译的书。据罗岗回忆,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尼采的那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每出一本新书大家都会去书店抢购,一段时间之后畅销书就断货买不到了。

为人子女

刘长庚出身于农民家庭,从他考上大学,后来又去复旦读了博士,父母在村里的地位也一升再升。对比他和父母的关系,1985年出生在成都的朱金泰受爸爸妈妈的影响要大得多。

“我爸是个文艺兵,平时根本就不管我,我上高中时他连我学文科还是理科都不知道。”他说,“但后来高考选专业,他就突然强势了一把——那天下午就去给我报了广院(即中国传媒大学)。”

朱金泰回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父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少年时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高中时从家里走到学校不到五分钟,基本上全部的世界也就是在这五分钟的步行路程里,很难理解古诗词和课文里讲授的那些人与社会的事情。直到后来离开了家,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之后,他才恍悟曾经学过的那些道理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时让我选择人生道路,这种事就是扯淡。”他说。

“独生子女”这个标签,应该是“80后”与其他年代人最大的区别之一。

罗岗在高校常常与年轻人打交道,认为很多根源性的问题就都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独生子女与否,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他说,“因为家里的孩子多,所以家长不是要求每个孩子都去考大学,比如有些人体育比较好,以后不一定要考大学,可以去体校。”也因此,这些年轻人没有独生子女那样与父母互相不可分割的依赖。

朱金泰大学毕业之后,做了两年自由职业者,然后在北京东五环外自己出资修建了一个录音室,着手创办有沐行乐文化有限公司,主营音乐制作、录音业务。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他的父母属于比较“开明”的那一种人,在孩子成年之后,对未来的很多决定就没有再多加干涉。但是这一代人的许多个性特征都与父母有着直接的关系。

“看一个人的决断能力有多少,这也是和家庭教育有关,”他说。“有的父母确实不知道我们学的东西是干吗的。我女朋友学文艺编导,有一门很重要的专业课就是影视赏析。上大学之后有一次她妈妈打电话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在看电影,她妈妈问她‘这会儿你还看什么电影啊’,然后就一顿骂。她也不想解释,就觉得越来越不想和父母沟通。”

因为要做音乐市场的观察与分析,所以朱金泰对年轻一辈人的观察非常仔细。他认为,自己父母那一辈赚钱意识非常强,总担心生活出现问题,所以对晚辈说话也大多是叮嘱、语重心长的模式,因此造就了“小皇帝”一代人要么依赖父母、要么拒绝和父母沟通的极端情况。

而到了“90后”身上,他们的父母大多在成年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社会的天翻地覆,养成向前看的性格,“有干劲,而不是保全自己”——于是也就导致子女热衷于表现自我的个性。

这个例子刚好在另一位受访者庾里翔身上体现出来。

1992年出生的他在河南信阳的部队大院里长大,初中时搬到上海。父母都是军人,他小时候主要是妈妈照顾,而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和爸爸一起度过,培养出丰富的爱好与独立的个性。考上复旦大学广告学专业之后,他找到充分施展个性与才华的舞台,迅速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在庾里翔的微博主页(@摄影师Gabrielle)上,可以看到一系列黑白人物图片:年轻俊美的少年头戴花环,少女的身上停着蝴蝶,画面唯美且安静——颇有他崇拜的日本成功商业摄影师上田义彦的风范。

高中时期,庾里翔主编了两期校刊,从组稿到封面照片几乎都是他一手包办。后来又拍了很多校园风景照,给郭敬明主编的杂志《最小说》投稿,得到编辑的肯定之后,他开始拍人像。“叫上几个‘校花’‘校草’,换上白衬衫、戴上领带,在我们学校里拍。”他说。

所有关于摄影的技术和知识,都是庾里翔自学而来,有了困难就跟朋友一起研究解决。在这个领域,他逐渐找到既符合自己爱好又有发展前景的风格,青春期初到异乡时感到的黑暗与孤独便也开始烟消云散。

今年刚从复旦毕业的他,在时尚杂志工作,业余时间还在继续经营自己的艺术摄影事业。父母对于儿子选择的这条职业生涯,开始时很挣扎,“他们对我的学业原本有很大的期待,但后来发现我喜欢和我适合的其实是另外一种东西,于是也在渐渐学着妥协”。

人生选项

1998年,从曲阜师范学院毕业的刘长庚继续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博士毕业后留在上海成为大学老师。虽然一直都没有离开高校,但确实在每一步面临毕业的时候都总会先找到工作,作为备选出路。“‘毕业就是失业’这概念在我们那时候还完全没出现,”他说。“所以大家都是朴实而认真。没有那么花哨的世界,社会环境也比较单纯,同时认真地对待爱情、学业、时间。”

在新世纪到来之后,“80后”们也纷纷踏入大学,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朱金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毕业,之后作为自由职业者四处接活,一年就赚了17万。“想学琴,又要付房租、买设备,所以看起来收入很多,但其实没剩什么流动资金在手里。”他说。

艺术理想与工作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困扰朱金泰最多的事情。怎样调整价值观与心态?“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志同道合的人,哪怕就只有一个同类,你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一样。”他说,“现在和我一起开公司的这个朋友是大学学长,一直就是我的好拍档。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赚‘快钱’,但我俩都放弃了。回答都一样:我们都还能生活,还没被逼到那个份上。”

刘长庚在人人网上发表过一个帖子,号召大学给学生宿舍装空调。他认为,“80后”所受的苦完全不少于“70后”。老一辈的人就是生活条件上的艰苦,而这一代的人要面对各种各样新的困苦,比如电子时代人际关系的冷漠,从小过于温暖的家庭环境和长大之后过于严酷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巨大反差。

而“90后”们又不同——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资源前所未有地丰富,而且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从小就被鼓励要舒展自己的个性。

但是,身为“90后”的庾里翔却还是经历了一番苦恼。大学期间去日本作交换生的那一年,同学全部都在拼命准备着各种各样的考试,有的人出国深造、有的人去全球五百强公司、有的人去咨询公司,而他却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出路。“这种痛苦的来源是自己在反思,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想要走的方向是什么。”他说。

罗岗在华师大博士毕业之后留校做老师,他似乎从来都没有职业上的焦虑,但焦虑却出现在另一方面。“比如在性上面的问题,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咨询的渠道、也没有人会教你。不知道欲望的出口在哪里。”他说,除此之外,还有个人价值的实现机会极其稀少。

90年代的中国,未来职业的可选项不像今日这般丰富自由。像比如出国、“下海”都是成本颇高的事情。罗岗说,那时候讲一个国际电话,话还没有说完,100多块钱就花完了,“现在很容易的事情,在那个时代有着难以想象的困难”。

青春年代的这种苦苦探究与反复思索在任何年代都会出现。但每当人们从那段阴云里走出之后,反而会越发地怀念与感激。也许这就是大家都爱忆苦思甜的缘由之一。

(实习生吴佳桐、王旭松对本文亦有贡献)

《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13年7月22日 版次:C03 作者:钱梦妮

链接:http://www.yicai.com/news/2013/07/2877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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